研究領域
A1.漢語語言類型學之比較研究概況
思想與語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漢語與漢字做為承載中華文化最重要的符號媒體，不僅與華人的思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它更是形塑整個東亞文明的共通基礎。而就人類文明而言，漢語與漢字所代表的語言世界觀，對於我們充分理解人類精神表達的多面性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無怪乎在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以來，漢語與漢字的特殊形態，即開始引起西方學界的高度興趣。法國漢學家雷慕薩（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十八世紀開始執漢語教席，創立了漢學研究的巴黎學派，而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漢學家甲柏連孜（G. Gabelenz）則創立萊比錫學派，對於漢語與漢字展開全面性的研究。此後，漢語與漢字的研究，就一直在西方漢學界佔有重要的地位。
西方語言學研究傳統，基於印歐語本身的屈折語與拼音文字形態，大都主張文字只是語音語言的記號，因而是記號的記號。文字不僅不是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它更會產生語言學研究的阻礙。這種觀點起源於亞里斯多德邏輯學的《範疇篇》，而極盛於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符號任意性觀點。索緒爾貶低漢字做為表意文字的價值，他的結構語言學因而是西方語言學之語音中心主義的極致表現，它並與西方哲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密不可分。對於西方語言學與哲學的語音中心與邏各斯中心主義，法國哲學家德希達在他的《論文字學》中提出強烈的批判，他主張應將形成語言之意義理解的差異性結構，進一步在文字對於語言的替補與延異所產生的痕跡中，來對先於語言的「原文字」進行研究。
然而，在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德國語言哲學家洪堡特（W. Humboldt）卻早已發現，漢語的孤立語形態與漢字的表意文字之間的關係，與西方印歐語的屈折語形態與拼音文字之間的關係非常不同。在印歐語中，拼音文字只是做記載語音的工具，它因而是語言記號（語音）的記號，它本身並不獨立表意。在這個意義下，西方對於文學與哲學等文化系統的研究，只要專注在語言學的研究即可。但在中國，由於漢語只能靠詞序與虛詞等很有限的文法手段來做意義表達，因而其明確的意思經常必須借助獨立表意的漢字才能獲得正確的理解，洪堡特因而主張說，在中國人那裏，文字也是語言的一部分，在它裏面即有哲學的內含。漢字因而不只是記號的記號，而是它本身就參與語言思維的建構，它形成一種獨特的以文字為主的思維型態。
透過洪堡特的啟發，我們當前對於漢語與漢字的語言學研究，因而應該提出一個更為宏觀的研究架構。在中國的文字學研究傳統中，一般是從「六書」的觀點去探討漢字構詞的形態學。但若先不論各別漢字的造字原則分類，而是就漢字造字過程的發生學過程來看，則漢字符號的意義內含，即如許慎所說的，是從最早的象形字之「近取諸身」而得來的。這與德國心理學家馮特（M. Wundt）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人類的聲音語言其實是取代人類更原始的手勢語言而來的觀點非常接近。馮特主張詞語的意義基礎應在於身體姿態的構成，這種語言學的觀點在當前更受到McNeill 在《手與心－手勢如何透顯心靈》一書中的支持。
漢字與手勢語之構成原則的內在一致性，在今日的研究中也已經有可喜的進展，目前在法國國家學術院擔任研究員的游順釗博士，即主張古漢字的空間配置實與手勢語一致。這種觀點很能透過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理論，與當前「心靈哲學」主張語言做為「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理論，來進一步研究在以漢字做為中國人表達思想的主要媒介中，中國人的思維是否主要即是一種身體性的感知思維之型態。本研究團隊因而將嘗試將哲學的文字學哲學研究、語言學的手勢語研究與心腦科學的語言認知研究加以整合，以為漢語與漢字的語言學研究提出新的研究典範。
A2.中西跨文化之比較哲學研究概況
本校是台灣教授語種最多，也是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大學之一，跨文化研究在本校因而極具優勢。誠如本校外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在成立宗旨中所說的：「這是一個跨文化的時代。隨著全球化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逐漸相互交融成一個世界規模的網絡體系，藉助交通運輸與通訊科技，個人與個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時空距離縮短、接觸頻繁，旅行、觀光、遷徙與流離等空間中的實體移動，促成「自我」（個人/集體/國家）與「他者/他文化」的相遇，主客二元對立的模糊界面逐漸擴大，接納內部異質因素與外來異己力量的共生效應，塑造了無盡的跨文化空間。跨文化間的橫向流動、拼貼、共生與融合意味著文化間的碰撞、互動與並存。因此，文化間的尊重差異、交錯影響與相互接納，也就成為跨文化在實體空間及符號顯像上所包含的生活與生存意義。
面對上述的跨文化情境，華人的文化社群若要避免面目模糊，失去文化的自主性，那麼跨文化的比較哲學研究就是極為重要的工作。當前「中西跨文化之比較哲學研究」可以從兩個方向上進行：（1）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華人的思維模式受傳統中國哲學的影響極大，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如果我們要理解自身思維的特色，那麼就應從中西哲學的比較觀點，運用現代語言與觀念，對中國哲學進行現代詮釋，以使中國哲學與現代思潮相契合，從而促進本土哲學與文化之創造發展；（2）西方哲學的深入探索：從古希臘以迄近、當代哲學，西方迭有新的哲學思潮出現。尤其西方近、當代哲學，直接形塑現代文化風貌，我們因而應深入加以研究，才不會使華人的文化發展陷於故步自封的保守狀態。
A3.華人文學之美學感受性研究概況
華人思維的特殊性，除表現在語言系統與哲學思想的體系建構上，更表現在華人文學所提供的感受性之上。中文系已故教授王夢鷗先生在1964年發表的《文學概論》（今稱《中國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把文學定義為「語言藝術」，他說：「現代所謂『語言藝術』，一面是談心意的活動，一面是談言詞的活動，言詞固是記號，而心意之現形，其實也是記號。然則，構成文學的原則，實際只是記號（廣義的）構成原理。」王夢鷗先生的獨特之處在於把「心意活動」（思維）與記號聯繫起來，而不是將二者割裂，分置於「內容」與「形式」的概念之中。記號既是心意活動之顯現，那麼，他就不僅僅是一種「容器」，而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思維現象。在王夢鷗的《文學概論》裏，「語言」被看做文學思維的核心，圍繞著它來展開語言藝術的多方面、多層次的討論，包括記號作用、語言界限、韻律形式和可變性及其變化的界限等等。爰此，語言化過程是思維的過程，思想的過程，自然也是美感經驗的構建過程。而中國歷代詩文則可以說是「體現」這樣一種「美感經驗」最繽紛多彩的文本，通過歷代詩文的「可體現性」，隱隱然可以回應五四以來膠著於字詞、文白本身「音節」或「意組」的論述。王夢鷗嚴謹的「語言美學」體系與論證，替我們關於「語言與思維」的美感經驗研究奠定豐厚基礎。
而就中國歷代詩文而論，從古典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說，西方漢學家陳世驤（1912-1971）即己指出：西方自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以來，“poetry”具有「制作」（making）的涵義，它因而包含了史詩及戲劇的表現體類；但中國的「詩」，從本源與性格、涵蘊來看，都是「抒情的」（lyrical）。簡言之，在中國詩歌的內容或意象中，都出現主體性與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兩大要素。高友工（1929-2016）則進一步透過「知」（尤其是現實之知、經驗之知）及其相對應的表達方式「言」，闡述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他指出：「現實之知」藉著「分析語言」表現客觀真理，但是「經驗之知」則以「想像（象徵）語言」體現主觀經驗和價值判斷，至於文學研究乃屬於「經驗之知」的探討。此外，中西文學或文化史的發展過程中，大致呈現出一種以「表現心境」為理想的「抒情傳統」，或另一種以「模仿創造物境」的「描寫、敘述傳統」，而中國文學的特色，正在於後者。事實上，高友工的說法接契了當代新儒家徐復觀、牟宗三等人的學說，而當代新儒家在港、臺講學，企圖將民族文化花果飄零的客觀悲情，透過靈根自植的奮鬥予以扭轉，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美學、抒情傳統論述與當代新儒家學說在臺灣相遇激盪，逐漸形成不同於中國大陸文學批評的論述內容與理論範式。
在上述學術史脈絡之下，本研究中心對於「華人文學之美學感受性」的研究，將集中在以下兩項主題：（1）美感經驗內蘊的重新理解與建構。美感經驗是人類深具典型性的經驗之一，美感經驗發用於文學創作、表現形式、甚至文學批評活動中。因此，我們把美感經驗視為一種「思維－經驗」對象，借用語言學、心理學、文學等方法對其語言展開分析性研究，又以生命價值與文化理想為其終極關懷，在深層上把「美感經驗」視為生命直覺的「體驗」，進而展開理論建構，並運用其理論於文學實際批評中。（2）以美感經驗展開在地化與國際化的學術史考察。在20世紀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之際，我們重新標舉臺灣學術土壤上曾出現的寶貴成果，一方面理解自我學術發展的肌理，顯發屬與我者的學術聲音；另一方面繼續開拓新蹊徑與新方法，俾利與國際漢學交流對話。當然，這也包含對上述西方漢學家「抒情傳統」論述的補罅，即中國美感經驗普遍顯發在各種文學面向，諸如描寫、敘述、抒情、議論手法或是形式、體制等，皆是重新探索的對象，而不囿限於抒情體類的文學作品。此外，中國五四以來「實用與審美」、「唯心與唯物」兩分的知識型態，亦有簡化中國美感經驗與表現向度之虞，所以通過臺灣中文學門六十餘年的學術積累，應能提供新的研究視野與成果。
A4.華人時空觀之歷史意識研究概況
思維並非僅由靜態的結構所構成，而是一種同時處在歷史變遷中的動態發展過程。人類思維既然總是存在於一定的時空中，那麼不同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觀，即為特定文化社群之思維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模塑性的框架條件。就此而言，我們若要理解華人的思維模式，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透過「歷史知識學」（historical epistemology）的研究，以考掘出那些表現在文化發展之歷史意識中的華人時空觀。華人連續性的時間性概念，為政治體制更迭的革新與復古，提供了循環返復的思考路向，而華人天下觀的空間性概念，則為中國政治疆界的中心與邊陲提供想像共同體的依據。這些表現在政治朝代興替與政治疆界流動的歷史變遷過程，為文化的思維模式帶來時空的差異性。發掘、理解這些發展的軌跡，以掌握華人思維模式如何在時空中成形，從而凝結成如今的文化型態，即需透過史學的歷史意識來加以研究。
華人文化主體性在西力東漸之下，過去大都是以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性思考（reflexivity），來重新型塑自我文化的主體性。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這場漫長思想運動的標幟性事件。台灣的民主運動，也可以看作是華人世界這波偉大運動中的一環。歷史學，亦即在這種巨大潮流的推波助瀾下，從傳統學術世界創造性地轉化而為現代學術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作為現代學術之一環的歷史學，不但要注重對於個別史料、史實、史事的批判性分析，也需要對整體的史學思想傳承和史學發展脈絡進行批判式的反思。從而更進一步取得「歷史知識學」層次的認識。此種由實務操作，一直到發展出具有普遍參照意義之更深層次的認識，不但是現代史學研究課題應有之義，就「華人文化主體性」（乃至於「華人思維模式」）的發展而言，也是決不能避開的一種研究進路。本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歷史系張廣達院士，協同與他的博士後研究人員，透過將漢文資料與海外資料做對勘分析，細緻地掌握了邊疆史、西域史與中外交流史，即代表本研究群能繼續加以推展的研究典範之一。
B1.宗教重返的後世俗社會研究概況
晚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各大文明圈皆有宗教重返世俗領域的現象，對近代西方的世俗人文主義與科學理性主義所建構的現代政經制度與價值體系形成重大挑戰，此等宗教重返的浪潮，在區域與全球的層次上又彼此相互撞擊，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初「911」恐怖攻擊爆發後，全球皆被捲入一場難以終結的「聖戰vs.反恐」的戰爭，部分學者將之詮釋為是西方基督宗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並掀起了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對宗教之於公私領域影響的研究熱潮。但從當前全球局勢來看，文明衝突論其實過度簡化了政治與宗教、神聖與世俗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有待發展新理論典範來重新理解後現代、後世俗社會的聖俗交錯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以「宗教重返」（resurgence of religion）為主題的研究，在學科整合上，可分為現象研究與理論辨析二部分。其中，哲學的辨析集中思考在世俗時代中，宗教如何安頓其社會功能的問題。例如，加拿大哲學家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 2007），即是從哲學的角度反思西方世界演變成「世俗的時代」的意義。相對於「神聖」，「世俗」成為目前宗教研究的關鍵詞。關於宗教與世俗價值的衝突問題，John Rawls提出「公共理性」，試圖調和自由主義和宗教之間的張力，而Jürgen Habermas則提出「溝通理性」，重新省察在世俗化社會中宗教寬容的可能。
西方學界雖然已經反省到「宗教重返」的現象，凸顯出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重大議題，亦即應如何重新理解代表現代性的理性化涵義。如果啟蒙運動以來，以工具理性與個人自由主義所代表的理性化，仍不足以達成世俗化的目的，那麼在宗教重返的挑戰下，哲學即必須重新思考在後世俗化的多元主義世界中，能使社會團結整合的合理性基礎究竟何在的問題。宗教重返的現象，迫使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諸如文化的平等對待、後現代自由主義的界限、建構多元主義社會的政治憲法、以及在公共領域中，如何能使世俗公民與宗教公民都能以理性公共使用的方式，進行共識建構的寬容基礎等等。只不過這些研究在西方受限於基督宗教（含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的傳統神學與政治優勢，在發展「宗教重返」理論時，經常碰到無法突破的瓶頸，況且這些討論又很難以適用到非基督宗教國家和全球化下的宗教多元社會中。Samuel P. Huntington所指出二十一世紀「文明衝突」既然根源於宗教，解決方法也必須面對宗教，而不能排除宗教，只單靠理性的倫理規則與民主政治制度。
就此而言，我們即可理解對於華人宗教性之研究的重要性。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在一方面，華人宗教基於多神信仰的本質，對於不同宗教信仰採取較為寬容接納的態度，在過往的歷史上也幾乎絕少發生宗教間的迫害或衝突。在歷史與當代的情境下，華人宗教之間如何和平相處、共存，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也是足以作為當今全球「文明衝突」各方反思之借鑑。民間宗教中的宗教融合（syncretism），從三教合一至五教合一，乃至民國時期發展出「世界大同」的概念（在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之間流傳），這固然受到西方宗教傳入的影響，實際上也是另一種主動回應現代世界的一種調適與創新。在另一方面，在「宗教重返」的現象中，我們可以觀察的議題更可以包括：當代民間信仰如何吸引年輕世代信眾，透過宗教文創、社群媒體（如Facebook, Line等），以及創新的廟會陣頭與藝閣，召喚了一批年輕的新世代信眾進入華人宗教的領域，嗣後這批年輕世代又如何進一步影響華人宗教的文化與組織。而這些都是從華人的宗教性研究中，可以特別突顯出來的理論特色。
B2.世界諸宗教傳統之比較研究概況
若要透過華人宗教性的研究，以面對當代宗教重返現象的挑戰，我們即需更徹底地對於東、西方諸宗教傳統與世俗領域的交涉，進行比較研究，惟有對各大宗教的聖俗關係內涵有深入的理解，才能解釋當前文明衝突的主要根源。就全球層次而論，當前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重返運動首推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基督教新右翼運動」（New Christian Right Movement），以及「伊斯蘭復振運動」（Islamic Revivalist Movement）；前者以美國為發源地，後者以中東為發源地。美國基督教保守宗派，主要包括「基要派」（fundamentalist）與「福音派」（evangelical）兩大陣營，在冷戰時期為美國社會最堅定主張反共的群體，曾積極遊說美國政府以提倡宗教人權及核武嚇阻等軍事與外交手段來對抗共產集團。然自二次大戰以迄1960年代，美國因經濟繁榮、民權運動、反戰、嬉皮等社會力的解放，導致右派人士認為美國立國的基督教核心價值正在流失；現代與後現代文明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等新思潮，已使美國的傳統家庭價值與倫理道德逐漸淪喪，不滿共和與民主兩黨政治領袖無力扭轉世局的危機意識在1970年代達於高峰。1979年，以電視福音聞名的浸信會牧師Jerry Lamon Falwell（1933 – 2007）號召基督教各宗派支持保守主義路線者，共同組成「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聯盟，從此開啟了美國宗教新右翼勢力與政治新保守主義結盟的政治型態。
「伊斯蘭復振運動」根源於二十世紀初期，受西方殖民的穆斯林國家之民族主義運動。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西方殖民勢力撤離，被殖民的穆斯林民族紛紛獨立建國，伊斯蘭便成為這些新興穆斯林國家立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以優勢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主導全球政局，並干涉穆斯林國家的內政，遂形成另一種新的殖民主義。1970年代，國際局勢逆轉，阿拉伯產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導致全球經濟大恐慌，也喚起了穆斯林國家的自覺意識。1979年，爆發了震撼全球的兩大國際事件，蘇聯入侵阿富汗，引發全球穆斯林的聖戰反共運動；伊朗革命建立什葉派神權政府，並驅逐受美國扶持的巴勒維國王。當代伊斯蘭復振的兩種激進手段：武裝聖戰與群眾革命，分別實現於兩個穆斯林國家，也開啟了接下來三十餘年的伊斯蘭復振運動之新紀元。
中東與歐美社會距離台灣較為遙遠，前述基、伊兩教的重返現象，或較難被台灣社會所感受到。但台灣所處的東亞區域，或者鄰近的東南亞與南亞，其實也都有影響規模不等的宗教重返現象，更容易被台灣社會所體察，基於與台灣的地緣關係，值得台灣學界進行開創性的學術探索。例如：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黨」（BJP），掀起了南亞地區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不但加劇了印度內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衝突，也間接促使印度與其穆斯林鄰國巴基斯坦、其佛教鄰國斯里蘭卡新一波的緊張與對立關係。又或例如，中南半島的南傳佛教國家，緬甸與泰國，雖其比丘僧團均曾支持兩國的民主改革運動，並成為兩國政治動亂期間的主要安定力量，但更為激進的佛教復興組織，卻也造成了對穆斯林少數族群的壓迫。東南亞的島嶼地區，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印尼與馬來西亞，其伊斯蘭復振運動雖受中東的復振運動所啟發，但採取更溫和漸進的方式開展，分別構成兩國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過程中凝聚文化認同的精神力量。不過印、馬兩國朝向伊斯蘭化，也造成國內非穆斯林的華人族群感受壓力並產生被同化的焦慮，間接激發了族群間的緊張關係。
透過對上述這些主要宗教傳統對於重返世俗領域的比較研究，本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將一方面有助於理解，化解當前文明衝突、展開宗教對話的關鍵所在，而在另一方面，對於南亞的印度教重返現象及東南亞的伊斯蘭重返現象的研究成果，也將可以為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提供必需理解的當地社會文化背景。
B3.當代華人宗教田野調查研究概況
雖然在宗教研究的領域中，西方的理論一直扮演著指導性的地位，但當前許多學者卻也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的宗教理論多半建基於美國與歐洲的宗教現象，其宗教理論因而在實際上，並無法適用於西方之外的宗教範疇。魏樂博（Robert Weller）、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宗樹人（David A. Palmer）、康豹（Paul Katz）的研究反思世俗化的理論（Secularization），並思考宗教化（Religionization）的問題。這些學者對於世俗化有深入的討論，他們從對中國宗教的研究中發現，中國並沒有西方所謂的世俗化現象，宗教在華人世界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種反思之下，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不斷地摸索屬於中國宗教的範式。
勞格文（John Lagerwey）在考察許多客家村落的宗教後，思考是否能在中國不同區域看到共同的現象，他曾經提出一個典型中國村莊宗教生活的模式。在他極為廣泛的田野考察中，一直試圖思考著典型與變異的問題，思索著這些現象的變遷與差異。研究宋元地方社會的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曾提出四種地方社會的主要制度：社、廟、寺觀、宗族。鄭振滿則是提到地方社會研究的七個脈絡：自然環境、營生模式、宗族組織、公共建設、寺廟儀式、跨地域儀式系統與地方政治等。康豹（Paul Katz）提出三角框架作為考察近代中國宗教的新觀點，亦即在官員、地方菁英、神職人員的三角結構中，探討中國宗教社群的運作。並從近世中國城市宗教生活的研究，在傳統與變遷的結構當中，思考二十世紀中國宗教的形塑，呈現寺廟圖景的變遷以及菁英階級宗教活動的興起，重新定位近世中國宗教的複雜關係。
當前學者除了試著在區域當中的氏族、寺廟、土地廟、神職人員等關係中探討地方社會關係之外，有些學者更試圖在時間變遷上提出一個整體模式。在此，他們即試圖以中國宗教的「存活」（Survival）與「復興」（Revival）這個基本趨勢來看待五、六十年來的中國宗教劇變。這些研究都希望提出全景式的觀點，試圖用一個模式去概括所有宗教現象，然後提出一種解釋模式。然而華納（R. Stephen Warner）卻指出說，其實沒有任何宗教社會學範式可以運用到每一個社會。從以上的檢討可知，我們必須避免一種概括性的論述，不再企圖以一種範式、以單一標準來統觀所有的現象，簡化現象的多元複雜面貌。相反的，我們應關注的是個別的現象，同時考慮不同的因素，例如國家機制、宗族、民間信仰、跨區域網絡等，以及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方社會、地區與時間下的差異與變化。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對於華人宗教性的研究即具有特殊的理論意義。台灣是全球宗教最自由、最多元化的國家之一。根據美國最權威的宗教智庫「講座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發展的「宗教多樣性指標」（Religious Diversity Index, RDI）排名，台灣的宗教多樣性為全球第二名，但由於該指標並未另列新興宗教的範疇，使得台灣的宗教多樣性被低估了，若從自由化與多元化兩個面向來看，台灣的宗教多樣性實應為全球第一。與台灣相比較，歐美國家雖然宗教自由度高，但其多元性則不足（仍以基督宗教佔絕大多數）。而東南亞國家則雖多元化高，但自由度則不足（各族群堅守其傳統宗教）。因此可見，透過對於華人宗教發展的田野調查研究，本研究中心的研究不但能將台灣多元而自由的宗教文化呈現於全世界，更能以當代台灣宗教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經驗，建構新的宗教理論模式，而取得國際領先的研究地位。
C1.華人應用倫理學研究概況
承接上述宗教重返對於世俗領域的衝擊，我們可以看出當前社會正面臨在個人與集體兩種層次上的倫理困境。從個人層次著眼，宗教信仰與實踐對個人的生、老、病、死等終極問題提供意義與價值定位，遂和以人本與科技為主導的現代價值觀產生諸多矛盾，導致當今各種生命倫理議題經常形成（宗教）保守派與（世俗）自由派的論戰，主要衝突議題包括：墮胎、性別倫理、同性戀、代理孕母、複製人與相關生命科技、動物實驗、臨終醫療、安樂死等等。這些問題絕非只是法律、醫學與生命科學等專業的課題，而是應從宗教、哲學與人文學科進行更深度的價值澄清與辯證。且從集體層次著眼，這些議題又可按所涉及的範圍，區分為單一國家、區域、全球等三個層次來看。從台灣的自我定位與地緣關係而論，應從台灣在地、兩岸、東亞、東南亞、亞洲、全球等層次，逐步探討宗教與各種公共議題的關係，包括信仰自由與人權、教育、原住民與新住民權益、跨宗教的交涉、經濟與社會正義、高齡化與長期照護、政教關係、生態保育等。
由於華人應用倫理與華人文化背景息息相關，而以儒、釋、道為主的中國文化形態，其實都具有宗教倫理的色彩。宗教倫理作為抽象性的意識形態，往往決定社會經濟塑造的人與物關係。以當代台灣社會的變動而言，國族政治、資本主義以及第三空間──以去血緣、地緣關係的宗教空間（niche）為大宗──構成強大的結構。趙文詞（Richard Madsen）的台灣宗教研究之旅—《民主妙法：台灣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2015），以台灣的三個佛教團體以及行天宮的宗教組織與倫理的實踐，探問美國宗教社會學中的「公民宗教」如何而可能地在台灣被實踐。此一過程正是當代華人社會的傳統倫理價值，如何進行哈伯瑪斯式的公共轉型（public transformation）之最佳論述。除了宗教倫理塑造的公民意識，企業利潤的合理化也從宗教倫理獲得廣大的論述支持。台灣宗教NGO發展制度以慈濟大愛科技公司為學界之主題，佛教界也不斷舉辦佛教與商業倫理的研討會。傳統為鄉里宗族為善的意識，提升到今日以地球、人類未來的主要關懷的行善，其接軌在於宗教的宇宙觀。而現代人間佛教的入世修行、僧俗平等基調，則合理化今世富裕幸福的生活，為來世福祉的保證。受傳統家庭制度崩壞的衝擊，落實法治保障的性別多元化運動（從合法化多元家庭關係到遺產繼承），屢屢產生爭議。宗教界在此法制化過程中，往往扮演捍衛「家庭」倫理的角色。此例可證現代社會視宗教比宗族國家更能在法律領域代表傳統文化的發言權。
在如何面對這些激烈的道德衝擊，以尋求解決上述倫理困境的思考中，中國傳統的哲學思維與宗教倫理，其實還能提供其它非常多相對於西方的思想與實踐的資源。像是儒家對人倫與家庭價值的看法，對於現在有關生命醫學倫理學（諸如臨終關懷、醫病關係、安樂死）的討論，都可以提供很有啟發的思想資源。而道家不以人類學中心主義為基礎的思維模式，對於尊重自然，推行生態環境保護，也能提供很好的啟發。佛教慈悲不殺生的教義以及素食的宗教飲食文化，不但能逐漸轉化為愛護地球生態的環保論述，本身更已經是環境與動物保護的實踐。這些思想資源非常有必要與當前的應用倫理學研究結合在一起，以能透過華人的應用倫理學研究，一方面找出有助於解決在地問題的倫理學思考，也能在另一方面有貢獻於全球的應用倫理學討論。
C2.華人意義治療學研究概況
在資本主義高度競爭的複雜生活環境下，人類心靈徬徨無依，在生命意義與存在價值失落的危機中，輕則深受存在痛苦的困擾，重則轉生各種心理疾病。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難免會遭遇到自己或親愛的人在學校中，受到失戀、霸凌、中輟、自殺等困擾，在家庭中遭到離婚、再婚、親子衝突、性侵害、管教失當等困擾，或在職場中面臨失業與商業競爭的壓力等等。面對這些問題若無適當的出路，那麼就會產生當前一般民眾求神問卜，而給予神棍或或誇大不實的宗教宣傳誤導的機會，從而衍生許多社會問題。但其實在華人文化圈中，儒家、道家與佛教本身就是一種能提供心理治療基礎的意義治療學，他們最重要的學說都在於闡釋人類存在的意義，與如何能達到個人在世界中的自由與自主。
以在華人文化中的意義治療學為基礎，本中心將支持本校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華人的本土心理治療理論。透過本中心的研究團隊之媒合，我們可以透過跨領域的學程，結合教育系與心理系在學校輔導、諮商專業、臨床健康心理學、人文藝術心理學、舞蹈治療、社區諮商與員工諮商等方面的相關師資，嘗試培育多元專長與跨學科能力的助人工作者，以高度契合社會需求。本研究成果也將支援哲學系所開授的「生命價值與哲學思維」與宗教所所開授的「生命探索與宗教文化」兩門通識課程，成為本校最具特色的人文領域通識課程。在以「人文」為核心，「科學」為本體，「靈性」為關懷的學程構想中，透過著重思想的啟發與經典的爬梳，以回歸人性的思索，將最能深化助人行業的基礎訓練，盡到提升國民健康、建構國民幸福感的社會責任。
D1.數位演算平台與知識本體庫研究概況
由於華文的特殊性，在大數據的時代中，建構一個以華文為主的數位平台，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學術工程。華人人文數位平台的建置，不僅俾利於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也能將本中心的相關研究成果與研究資料數位化，以提供政府單位與社會大眾參考，它本身更能為人文學研究本身，提供新的方法論與研究進路。為此之故，本研究群（一）首先將建置數位人文演算平台：此平台的功能主要在於：（1）以數位掃描檔之文本資料檔案為標的，建立文本資料全文數位化作業流程，進行全文轉置並建立後設資料（metadata）後，導入數位人文平台系統的標準作業流程。並於此一數位人文平台上發展文本檢索、文本閱讀、文本標註、文本分析統計、文本探勘與資訊視覺化等數位工具，創新發展有助於人文學者解析數位文本之數位人文平台。（2）以開放原始碼的數位典藏系統DSpace為基礎，發展華人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該系統將具備後設資料設計、數位典藏與展示等功能，並且可典藏多種檔案類型資料，而具有功能開發的擴充性。它透過修改程式碼，即可自行發展客製化功能，進一步發展出包括智慧型檢索模組、詞頻分析模組與地理資訊模組等數位資料分析、檢索與視覺化呈現之數位工具，以做為支援人文學者研究之多元化數位輔助工具。（3）發展文本閱讀介面，以及自動標註模組與人工標註模組，其中文本閱讀介面將提供一比閱讀紙本文獻更為便捷與舒適之數位閱讀工具與介面；（4）發展歷程記錄模組，記錄人文學者於系統上之使用行為，並儲存於人文學者使用歷程資料庫，發展使用歷程分析機制，以期瞭解人文學者之數位學術研究需求、行為模式與差異，作為進一步優化數位人文平台系統，為人文學者與大眾提供更創新友善之使用介面與系統功能之參考依據。
（二）為了更進一步支援華人文化數位人文研究，建立支援華人文化研究之知識本體庫（Ontology）有其必要性。知識本體庫設計的目的，是建立某個知識領域的資料模型。以知識本體為領域的知識建模，可透過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的三元組為資料基本單元，透過對概念間關係的分析建立關聯模型，可深入文獻內容實現細粒度化的知識組織。因此，未來有必要針對華人文化數位人文研究需求，建立人、地、時、事等基礎性知識庫，以及家譜、古籍、檔案、期刊報紙等文獻知識庫，以構建開放的、以資料和知識為基礎的數位人文研究環境。華人文化基礎本體知識庫，並可進一步透過將所建置之知識本體庫，以開放連結開放資料（Linked Open Data，LOD）方式設計，提供可被電腦應用程式調用的資料服務介面，為其他知識庫提供資料，而實現知識分享機制，為人文研究學者提供全景式的知識服務。
D2.華人之社會網絡與文化地圖研究概況
華人數位人文學領域中，部分議題適合運用數位資訊中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GIS）與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研究工具與方法，進行視覺化（visualization）呈現與時空分析，在既有之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補充與修正學術成果。GIS是指稱用來瀏覽、管理地理空間位置，分析空間關係和空間建構的資訊軟體和資料的集合，其提供了一個可以匯集、組織空間資料和相關資訊的架構，使研究者可以進行繪圖、視覺化（visualization）和分析地理資訊。GIS作為一種研究工具與方法，能輔助人文學者就研究相關之主題繪製客製化地圖，以使主題更為突顯、明確；利用GIS將歷史地圖進行數位化，並加上經緯度，可以更精確考證與分析地圖上的相關資訊，並能比對不同時代之變化；更進一步還能利用地理學之空間分析的優勢，將不同性質的資料建置成不同的圖層（layers）以進行套疊比對，讓既有之研究主題更能放在環境脈絡中加以呈現（contextualization），以形成新的研究問題，或對既有之問題提出新的解釋。它同時還可以包含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路網分析（Network Analysis）、空間內插計算法（spatial interpolation）、地形分析、影像分類與影像分析、3D空間分析等不同方法，而得以為人文學研究開拓新的研究視野。例如：歷史地理學、環境史、水陸交通、水利史、災害史、遊記文學、宗教傳播等相關領域的人文研究中，皆可以利用GIS工具與方法，為既有研究成果增加空間向度的分析與補充。
社會網絡分析則是社會學利用數位資訊技術所發展出之研究工具，除了將人際網絡以視覺化方式清楚呈現其中的群聚與離散、關鍵核心人物與重要中介溝通者，以及辨識其中的次級團體、權力結構等。而網絡分析更可以應用於思想史研究中的觀念群、概念群之相互連結的關係，因此網絡分析能夠應用的範圍不限於社會學領域，人文學者亦能應用於交通、貿易、傳播、文化交流、宗族等不同主題的研究之中。結合GIS與社會網絡分析，更能夠強化兩者之優勢，使空間向度與網絡關係能夠更為清楚地呈現，而深化分析的結果。
D3.華人概念傳播的圖/文探勘研究概況
近現代涉及華人文化主體性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及國族建構與文化認同等重要議題，都圍繞著一些重要的關鍵詞。關鍵詞反映了概念、甚至是背後的思想脈絡，因此詞彙分析對思想觀念或社會文化的研究尤其重要。關鍵詞研究從切詞、頻次分析、直到更深層的方法論研發應用，每一環都需要詳細的探討。例如，可透過詞彙的量化特徵，尤其在中文的語境中，找出具有特殊意義的關鍵字：其一，考量在現代白話文中，有意義的詞彙絕大多數由兩個（或以上）的字組成的特性，除過去切詞研究多運用高頻次的角度外，再加入機率理論使得篩選關鍵字效果更佳。其二、除從量化找出關鍵詞彙的特徵外，也運用生態研究的理論方法，給予機率意義以外的其他特徵。也就是說可將每個詞看成各個物種，將其棲息地類比成文本、年代等，再運用生態研究的分析方法，包括不均度指標、相似性指標，在滿足相關統計檢定的要求下，更加客觀地判定關鍵字的語彙特徵。其三、詞彙本身具有詞性，例如名詞、動詞、形容詞等，這些詞性經過統計分析後也可以協助辨識重要的關鍵詞。另外，利用Pat-tree數位擷詞技術及根據Zipf-Mandelbrot模型計算出的理論曲線，統計出「準詞彙」的偏離值，即可從中得知最大偏離段。而與齊夫定律理論曲線偏差最大的關鍵詞，往往就是代表文本最核心的觀念。此外，觀察重要關鍵詞在時間、卷數的變動，可以拓展成勾勒概念群的變化軌跡，進一步建構概念群變化的數位人文研究取徑。
舉例而言，頻次累積曲線（CUSUM）即為數位人文學常使用的工具，用來觀察概念在年代之間的分布。研究更可以進一步透過用關鍵詞歷時性線性增長時間相似性進行分群，提供人文研究者描述背後隱藏的思想結構。而概念節點網絡分析也提供了另一個關鍵詞觀察方向。概念節點網絡分析可發現若干個高頻重要關鍵詞之間的互相連結狀態，能夠顯示出文本中多個高頻重要關鍵詞/概念之間的「多向連結關係」，代表的是文本中複雜的意義結構。這種藉由概念群變化的數位人文研究，能使我們充分掌握觀念系統改變的語言證據。此種方法若能用於處理華人觀念的共同性、排他性等，應能助於掌握核心觀念之間的關係，從而能對華人形象、華人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如何隨順著在各個地域、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脈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進行研究。這因而將極有助於分析傳統至現、當代華人文化主體性之建構歷程，釐清華人在全球化之下的角色定位。
